整理阁楼那天，我翻出一个铁皮盒子。
锁已经锈了，轻轻一碰就开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封信，信封发黄，字迹清秀。
是我祖父写给祖母的信。一九六几年。
我抽出一封。
“秀兰同志：今天工地又下了一天雨。晚饭是咸菜就馒头，我吃了三个。你寄的布鞋收到了，很合脚，就是左脚那只稍微大了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多垫了一层报纸。你不要再寄东西了，路远，邮费贵。等这个工程完了，我就回去。你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孩子。此致，敬礼。”
再抽一封。
“秀兰：听说家里下雪了。你腿不好，不要去井边打水，让老大去。煤也省着烧，但别冻着孩子。我这边一切都好，就是有点想你们。快了，快回去了。”
我一封一封地看。语气越来越短，字迹越来越潦草。最后几封，纸上有一些圆圆的痕迹。
祖母后来跟我说过，那时候祖父在西北修铁路，一年回不了一次家。
“他回来的那天，”祖母说，”我正在院子里晒被子。他站在门口，背着一个帆布包，瘦得不像样子。我没认出来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他叫了我一声。我就认出来了。”
我又翻到盒子最底下，有一张照片。黑白的。两个人站在一栋土房子前面，男的穿着中山装，女的扎着两条辫子。都笑着，眼睛里有光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——”一九六三年，结婚。我答应她，这辈子给她写一千封信。”
我数了数盒子里的信。四十七封。九百五十三封，欠着。
我又去翻别的盒子。没有。
也许他后来不需要写信了，因为他回家了。也许那些欠着的信，都变成了后来的日子——一起吃饭，一起老去，一起在院子里晒被子。
也许是吧。
但我知道，那个铁皮盒子，祖母一直擦得干干净净。直到她走的那个冬天，床头的抽屉里，还压着一封没拆的信。
信是祖父走的第二年写的。开头的称呼还是”秀兰同志”。信里说，他梦见她了，梦见她在院子里晒被子，他站在门口，叫了她一声。她没有应。
“我有点怕，”信里说，”怕你把我忘了。”
我把信放回盒子，盖上盖子。锁还是锁不上了。就这样吧。
有些东西，不用锁。